分税制是从减少改革阻力和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出发而不是按照税种本身属性来进行划分的，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及时地从计划经济道路上转向市场经济。另外我要强调的是，所有其他的阶层都能够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资本、资产。
这种完全违反市场信号，违反城市化真谛的作法，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残留下来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正在阻碍中国的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阻止农村人口分享城市繁荣，因而加剧城乡收入差。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价格的形成需要亿万个民众和企业的直接参与与博弈。这场讨论的意义到今天也不应该轻忘。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对的。常常有人说，现行的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必须维持，因为它们能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缩小城乡差距，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实际依据。
当然，南街村这几年发生新的变化，能否存在下去不清楚。中国很多地方的所谓城市化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城市已有的人口再次城市化，获得了更大、更新的房子，更多的绿地、道路、公共设施等等。改革的方向就是把那些与军用飞机无关的业务逐步剥离出去独立运行，并通过股份制改造，让国有股份逐步撤出。
的确，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取得了辉煌的增长成绩，但不可否认，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许多体制上重大问题的积累，如果不解决不突破，中国经济不可能延续过去的高增长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或利益群体，担心利益分配不均导致进一步的贫富分化加剧，并成为反对全球化浪潮的最主要力量。例如，逆差国与顺差国在反对保护主义上存在较大分歧，一贯鼓吹全球自由贸易的美国开始宣扬公平贸易，以维护国内产业部门利益。四是自由化标准更高、涵盖范围更广：在欧债危机重压下，2012年年底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路线图的达成，意味着更紧密的一体化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
今年3月金砖峰会取得突出成果，显示了新兴经济体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制造业化、出口倍增等战略，新兴经济体也更加看重开拓国际市场和吸引跨境投资。
G7多年来主导全球治理，与新兴经济体在改革现有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和管理框架的迫切性上存在分歧。一是担心利益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和新矛盾的产生。多边进程受阻，欧美已将FTA视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保持优势、巩固其规则制定者地位的重要途径和平台。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目标不同、协调难度大。
制定整体战略，积极推进我国区域和双边自贸区建设。为把握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方向，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下一轮经济上升阶段占据主导优势，危机后出现各国政府出台激励政策和措施的高峰，抢占全球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制高点的竞争不断加剧。今年启动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都将加快东亚一体化进程，也有助于避免东亚国家陷入在中美两国中选边站的矛盾。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与GDP的比例远超德国和新兴经济体，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通胀压力持续增长，在刺激政策和财政约束的选择上各国分歧严重。
全球贸易增速从2010年的13%降至2012年的3%。从衡量国际化水平的跨国指数看，全球非金融类企业中，前100强的跨国指数不断提升，从1993年的47.2%上升至2011年的62.3%。
中国更是受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最大的国家，据WTO统计，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第一对象国。经济危机之后往往是新技术革命的孕育期和创新活动的爆发期。
在应对危机和促进复苏的进程中，依托国际化生产、对外贸易和服务、资本跨境流动和技术创新，各国加大力度开拓国际市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利益交融不断加深。截至2013年1月，已向关贸总协定(GATT)或世贸组织(WTO)通报的RTA总数达到546个，较2012年1月增加35个。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在遏制危机蔓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各国通过G20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努力取得初步成效。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速增长，长期来讲有可能产生经济学家们预测的收敛效应，少数新兴大国有可能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实现赶超。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加重要地位。三是排他性有所增强：虽然FTA加速推进有利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但排他性特征渐强引人关注。
2011年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已分别比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增长44%和27%。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危机易向全球快速扩散。
TPP和RCEP将并行推进，各国依据自身条件和发展需要选择。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复苏进程中的双速增长使实力对比和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
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区域和双边FTA已成为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各国都在加快推进FTA战略，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出现新趋势：一是区域集团化趋势凸显：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欧盟不断完善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布热津斯基在新作《战略远见——美国和全球权利危机》中就谈到：为了应对东方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复杂局面，美国必须首先要维持西方的稳定，形成以跨大西洋联盟为核心的、扩大的西方。
新兴经济体也不例外，据《全球研发投资预测》，未来新兴经济体研发投入增长率将明显高于OECD国家，预计2013年美国研发投资将增长1.2%，而中国和印度的研发将分别增长11.6%和12%。对此，我国一方面要敢于承担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另一方面不仅将开放视为挑战，更应看到规则制定和我国市场开放重点与改革长期目标具有一致性。发达国家将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国际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挤压新兴大国的发展空间。考虑到中国因素和其他非成员国的态度仍存变数，TPP作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现实途径还存在较大挑战。
近两年，各国加大研发投入，纷纷推出新兴产业发展规划。TPP虽然设立了开放条款，但实际上通过预设规则对新加入者进行资格审查且强调高标准、全面一体化的理念，如要求服装和鞋只有所用生产原料均来自TPP成员才能享受零关税，对谈判进程严格保密，都是排他性的表现。
危机后，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规则，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利用分享中国发展机遇，迎接全球化的市场机遇和挑战。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专题： 全球化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整合将成为全球化新的推动力量并将带来市场机遇。
2012年全球跨境投资降至1.3万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I达6800亿美元，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在全球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分别达23%和37%的历史新高。从贸易和投资额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日益提升，G7占全球进口的比重从近50%降至37%，同期E24占比从16%提高到28%。在制度安排层面，作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特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FTA)持续快速增长。美国在APEC提出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议题，将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关注点逐步转向改善边境后条件。
规则制定是决定全球利益分配的重要内容，各方围绕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纷争不断。从政策层面看，金融危机后各国投资政策出现双向调整的迹象，多数国家继续开放并进一步加强投资促进政策，2011年全球共有67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新政策出台，限制性政策的占比已从2010年的32%下降至22%。
欧美有意于2013年6月前启动两大核心市场间的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美国在力推TPP的过程中将市场开放的重点转向服务和投资，全面一体化涉及成员国经济管理政策和体制等领域。
例如亚太区域一体化倡导兼容、开放，但近期有了一些变化。在未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以及对全球资源、技术、海外市场和跨境投资的需求巨大，将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